从比尔斯到第二次大战，心理卫生的中心内容和主要活动可以概括为对精神病的三级预防与治疗。但当今心理卫生的含义已不再局限于此，它的着眼点是健康人的心理保健，是全社会人口的心理健康，是在于从个体生命萌发之始就来培养人的健康的心理和完善的人格。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预防精神病、神经症、心身疾病、变态人格、行为适应不良等的发生。
这正如1961年世界心理卫生联合会出版的《国际心理卫生展望》（Mental Health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中提出的任务是：“在生物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最广泛的方面，使居民的心理健康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这一纲领远远超出精神病学的范围，是对原有纲领的重大修改。战后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转变，与以下几点进展关系密切。第一，生物医学的长足进步，为精神病、神经症的预防与治疗提供了生物学的和理化的手段。第二，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长足进步，提供了从心理、社会因素方面的研究途径。这种进步也为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化提供了科学依据。第三，特别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应运而生，表明了人们对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化。
生物医学模式的产生和发展，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角度来看，都曾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当前和未来的医学发展中仍然起着重大作用。但是，生物医学有其局限性，它对于某些功能性和心因性疾病患的理解，不能做出完整的答案。因为，人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有机体，他同时还是一个有意识、有思想、有情感、有丰富内心世界、从事创造性劳动并过着社会生活的社会成员。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不能只从个体的躯体方面探讨的个体的健康与疾病，还要看到一个人在生育、成熟、生活过程中家庭、社会、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其关系如图3－2所示，见本书第三章。
另外，在研究近五十年来疾病谱和死亡谱的变化时，心理、社会因素和健康与疾病的关系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发现由于理化、生物因素所致疾病的死亡率已降居次要地位。而高血压、冠心病、溃疡病、癌症和神经症、精神病的发病率明显增加。心血管、脑血管、癌症的死亡率在十大死因中居前三位，而且死亡人数在总死亡人口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